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现代中国在民主法制和科学技术领域所拥有的认知和学术资源都主要来自西方的文明成果，而中国固有的文化资源在这方面只起补充和铺垫作用，至于将来能不能在这些方面开出新的方向，现在还言之过早。

正如基督教在西方历史中的全部远远大于宗教这个概念所能涵盖的范围一样，儒家传统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也绝非用宗教这个范畴所能概括。因为只要儒家传统的文本存在，它就会自动成为哲学研究的学术资源，成为认知主体的人的认知对象

这时已不单是儒道，理学道学也与政治体制紧密结合了。可以就这些共通的问题进行比较，也可以注目于思想成立的社会场。……只为世人分心与理为二。我预想，这比谈起该社会的经济构造等间接场来说，会更为容易把握。或者至少会受到那样的弹劾。

道学不正是最好地适应了这种需要吗？道学可以说是士大夫的武士道，而且士大夫与武士不同，他们并没有世袭制的保护。在应对同样的条件时，当然也有可能产生出各种的相似或相同，对此进行比较研究很重要。（[5]） 刘子健的结论是，宋朝新儒家由于强调伦理思想的内省一面，强调反省的磨练以及个体自身内在化的道德价值，如此一来他们过度沉思于形而上学、宇宙论的命题越深，他们被导向世俗客观的社会现实的可能性就越小。

"（[97]） 这是"儒学地域化"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民国初年，曾经发生过一场关于"儒"之身份起源的争论，争论双方各执一词，一派以章太炎、胡适等为代表，坚持认为"儒"的最初起源与"巫祝"有关，是维持殷商宗教礼节的祝官，或者说是为远古氏族尚未分化状态下的王权与上天进行沟通的中介祭祀人员。北宋儒学的"地域化"特征在《宋元学案》等著作的分类模式中呈现的非常明显。[87] 《戊申封事》，《朱子全书》（12），页597。

正如顾先生所说："原来儒生们已尽量方士化，方士们为要取得政治权力已相率归到儒生的队里来了。"盖君犹表也，民犹影也，表正则影无不正矣。

换个说法就是既要将"王权代替神权"又要以"师权来规范君权"。其物虽博，而亦有所谓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者。因此，当西学借助现代理性的力量全面渗透进中国以后，"儒学"作为帝国意识形态核心从整体上遭遇前所未有的撞击并最终导致分崩离析也完全是一个历史事实，不容回避。"政"的涵义不仅包括行政职能，还包括对思想的调适、对行为加以规范的内容，其教化对象上自帝王下至民众。

朱熹就按照不同层次的需求，撰有《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王朝礼》等，分别对应于"家庭之礼""地方之礼""帝国之礼"等等不同层次。"（[91]）说的还是人心道德的培育和守护的问题。从中国哲学史的角度观察，新儒学的"道德主义"由于强调形而上学的道德意识，"士"阶层还常常担当以"道"抗"势"的社会责任，往往会与世俗政治发生深刻的疏离感，从而与帝王倡导的"经世"事功之业形成冲突和紧张。对当时所遇的困境，我们可以朱熹任官时的例子做些说明。

毋庸置疑，两汉时期，"儒学"即已开始作为皇权意识形态的工具被加以使用，但这种使用的目的性过于狭窄，帝王有限地尊崇儒学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缘饰登位的合法性，故对儒学本身所具有的更丰富复杂的道德教化内涵并不感兴趣，"儒者"的身份亦近俳优之列，帝王从骨子里是看不起他们的。3.2 "格君心"的意义： 如上所论，"格君心"为先在宋朝士人中似乎已越来越形成共识，宋人不是不谈灾异天谴，但解决任何灾异之变的前提均应在君心诚正的条件下予以认定。

这也是宋明与两汉儒学区别最大的方面。比如著名的团练首领曾国藩与左宗棠在崛起之初就号称以"布衣"领军御敌，在《讨粤匪檄》这篇名文中强调的也是捍卫儒教纲常伦理以抵御源起于广东岭南地区的异端思想的重要性。

以上是对第一种批评观点的简要回应四、"儒学地域化"的底层实践：道德约束转化为治理规范 4.1 从"条教"到"礼俗社会"： 以上我们大段引述了南宋儒生"正君心"的思维如何使儒学得以发挥效力的基本状况。下面这段文字已明确展示出一幅岭南的文化分布图。把儒学理解为整体性地发挥作用的一种思想体系自然有其一定道理。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也不过是在反复论证儒学被西方思想替代的历史，并且以清洗旧思想的程度以为衡量近世人物"进步"亦或"落后"的依据。[109] 《朱子全书》（22），页2082。

两汉以后的历代王朝，新君继位的合法性论证仍居重要地位，却无庸总是以诡异的谶纬之术加以验明。象胡瑗这样的布衣士人入仕宫中要取得合法性其实并不容易，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让皇帝相信这套底层兴起的儒术教化风格对治国兴邦真正有用，至少比王霸之术要更加有效。

其结果是士人虽还不至于与皇帝在视觉上真能做到平起平坐，但也基本可对视而谈。"（[90]） 中兴之功的大端也不在于富国强兵之术。

例如我们总是以为，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和文化对中国人思想的改塑毋庸置疑地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故而总是以"进步"与"保守"势力的消长为主轴去评价近代人物的所作所为，反而看不到一些变革现象的发生背后其实恰恰是对传统思想与行为方式进行选择时出现分歧的结果，而不完全是古今冲突下的产物。钱穆在此勾勒出的是一幅儒行教化的美妙蓝图，早已是历史的定论。

"这是从礼仪条文繁冗上立言，具体仪式操作上也有过度繁琐的毛病，容易让人心生畏难情绪，"又或见其堂室之广，给使之多，仪物之盛，而窃自病其力之不足，是以其书虽布，而传者徒为箧笥之藏，未有能举而行之者也。道之大原，安石无一不差。所谓羁縻州当然是指因俗而治，利用当地资源进行管理的怀柔策略，与声教所被区域采取的政策正好相反。其教大抵以读书穷理为先，持敬修身为主，曰此古人为之之学也。

选择同仁社团的组合形式干预清廷决策，颇有晚明东林党人的遗风，这与湘人群体主要仍选择宗族血缘网络兼及师友关系的方式发起政治运动的行为颇有差异。[119] 参见韩明士：《陆九渊，书院与乡村社会问题》，田浩编：《宋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445－470。

比如如果整个的体制都在预设人性难治，落实到实施层面就需大量使用严刑峻法对人身加以管制，要维系律令系统的运转，还需要训练大量的官吏进行管理。比如著名的团练首领曾国藩与左宗棠在崛起之初就号称以"布衣"领军御敌，在《讨粤匪檄》这篇名文中强调的也是捍卫儒教纲常伦理以抵御源起于广东岭南地区的异端思想的重要性。

换句话说，在近代西方环伺的境况下，对政治的敏感度和政治行动能力的高低已成为界定儒学生死存亡的关键因素。2.4 "北宋"与"南宋"的异同："制度主义"还是"道德主义"？ 宋朝在士林风气的影响下政治运行方式总体上越来越趋向于"道德主义"，但北宋与南宋又是两个差异极大的世界。

十里一亭的"里"是地域单位。"正君心"是南宋儒学发生效力的出发点，但也必须有一些相应的支撑条件。这样的民间、私人而又区域化的状态当然会削弱汉代以来宫廷内部为特征的经学所拥有的权威性和普遍性。张栻有一次在奏言中把这点阐述得非常明白。

[29] 同上书，《刺吏守相得召见条》，页330－331。所谓"凡汉代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

3.3 教化帝王：昭显士大夫的尊严： 以往的儒学研究或者多限于在语义转换的层面探讨儒学的范畴意义，或者受到西方宗教学研究范式的影响，力图从儒学思想中发掘形而上学性质的超越因素，而相对忽略了儒学在传统中国的王朝体制下如何参与政治的运作，并最终决定了其发展走向，特别是儒学如何在衔接上下层的政治构造中发挥其实际的作用。《孟子》发明性善，而安石取杨雄'善恶混'之言，至于'无善无恶'，又溺于佛，其生性远矣"。

今法制不立，家自为俗，此等事若未能遽变，则且从俗可也。至此"声教"的实际作用有多大还是大多只具有象征意义的表达，就颇让人觉得可疑难辨。